本文作者
莫伸，原名孙树淦，1951年生人，7岁时随修建宝成铁路的父母从江苏来到陕西生活。1968年赴秦岭山区插队务农，1972年后历任宝鸡车站货场装卸工。1977年开始发表作品。1979年加入中国作家协会。1980年毕业于中国文学讲习所。历任《西安铁道报》记者、西安电影制片厂编剧、陕西省作协副主席、陕西省社科院文学艺术研究所所长等。作者：莫 伸
黄省来比我大11岁，是宝鸡铁路货场装卸一班一组的组长。1972年春节前后，我招工到宝鸡车站货场当装卸工，经过短暂的学习培训后，被分配到一班一组。从此在他的带领下干活儿。记得头一次出工，是到宝鸡客站东边小货场的股道上卸车。按照要求，我们手持装卸工具，身穿大围裙，排队前往。装卸工具有大有小。比如拿根撬杠，犹如拿了根手杖；再比如拿两个门卡，既轻巧又不显眼。由于我是新来的，其他人都是“老手”，所以抢先把橇杠和门卡拿上，最后剩下一把大铁锨，算是留给我拿。坦率地说，我最不愿意拿的就是大铁锨。原因不在别的，在于内心的虚荣。我的家就在宝鸡铁路地区，去卸货的地方恰恰是铁路地区的人们进城购物和上下火车的来往之地，同学和熟人很多。他们的工作都比我好。如今我穿着这样一身不伦不类的行头，已经很没面子了，再加上要求我们排着队走，效果就更滑稽。而货场装卸用的铁锨远比农村我们常用的铁锨大得多，如果我的同学和熟人看见我扛着这样一把显眼的大铁锨，情何以堪？那次排队出工，是去卸粮食包。类似于样板戏《海港》中干的装卸活儿。按说经过几年农村插队的锻炼，我扛起180斤的粮食包已不成问题，但是走在狭窄的、多少有几分晃悠的踏板上，还是担心和吃力。正是这样一种担心和吃力，衬托出黄省来的强壮和剽悍。他扛起粮食包毫不吃力；走在窄窄的踏板上轻松自如。尤其是在后来的装卸工作中，无论遇到什么样的装卸难题，他都是轻车熟路，胸有成竹地进行决策。所以他当组长，靠的是实力，也是理所当然。在班组里呆久了，我逐渐知道了，黄省来家在岐山县蔡家坡公社的另胡大队。之前他一直在蔡家坡车站干装卸，属于二线农民工。或许是这一次铁路需要一些具有实践经验的人来挑头，所以他是以正式工人的身份被招进来的，这种身份对当时的农民而言，太宝贵了。在车站货场干了一年多，次年6月，突接通知，说分站了，我们整组被调到5公里外的东站货场，从此我的装卸生涯就和东站货场联系在一起。
黄省来个子足有1米8，是真正的膀大腰圆。虽然干一般的体力活儿我们并不输他。但是每次干完活儿，他从不觉得累，依旧该做什么做什么，这就显出了差距。不仅如此，由于铁路享受免票，所以他每次下夜班，总是坐车返回蔡家坡家中去。妻儿老小都在农村，那边还有不少活儿等着他去干。坦率地说，我们这些知青常常顾影自怜，说自己怎么样艰苦，怎么样劳累，怎么样经受了锻炼。沉下心来想，那些年，真正又苦又累地挣扎在社会最底层的，始终是农民。能够谈锻炼，本身就是一种优越。班组虽小，但也需要管理。这里面有干活时的安排问题，有对干好干坏的批评表扬问题，还有对派班员派下来的活儿如何接受甚至予以拒绝的问题。在这些问题上，黄省来是有能力的。他表扬别人的时候不多，批评别人的时候不少。而且他能够拉下脸来毫不客气地批评。相比之下，我自愧不如。最突出的缺点是脾气不好，比较主观。他说话不讲方式，而且有时批评人不慎重，往往误会了别人。记得班组里最喜欢动脑筋想问题的是申学民，这一动脑子，就发现怎样干活儿更省力气，怎样干活儿更出效果，于是经常提建议。建议一多，黄省来感到伤了面子，和申学民说话就没有好脸。申学民脾气极好，不仅干活儿肯出力，而且待人诚笃，做事本分。就我的观点，和申学民闹意见，根本不用去分析具体原因，肯定是黄省来的问题。到东站货场以后，我们一班一组的成员是6个：组长黄省来，副组长是我，其他申学民和王宝兴是城市青年，黄六六和高宝宝是“二线农民工”转正的。申学民很好相处，毋须再说。王宝兴也不用说，热心助人，非常质朴。黄六六和高宝宝不仅吃苦耐劳，而且保持着农村人的厚道和淳朴。所以我们5人从来没有闹过意见。那时物质匮乏，大家经常偷拿装卸中的货物。碰上卸白糖红糖，大家用橇扛三下五除二地把麻袋捅破，先是一把一把地抓出来往嘴里塞，之后再用饭盒装。至于谁家要砌个炉台什么的，挖半袋甚至整袋水泥拿回去，更是常事。时间一长，就有了顺口溜：“十个装卸九个贼，剩下一个还偷煤。”至今记得一件事：装卸货物时，常有粗大的麻绳捆绑货物。按照程序，我们首先解开麻绳，之后才谈得上卸货。这些麻绳是农村非常实用的物品，所以原本的“二线工”们也就经常有人把麻绳拿回家。
作者在货场扛棉花包。相片是干活间隙摆拍的，但干活是实锤
再一次卸车时，又碰上了麻绳。这一回没有人拿了，于是黄六六就卷了一卷麻绳，准备拿回去。黄六六老实正派。在我们相处的几年中，可以说连半句绊嘴都没有过。他很有涵养地等别人都拿过了，自己才拿，这已经属于高风亮节了，偏偏那几天黄省来不知和黄六六闹什么憋扭。突然大义凛然起来，坚决不许黄六六拿公家的东西。争吵得很激烈，争吵中，黄六六气不过，说：你自己拿就行，别人拿就不行。你咋光拿镜子照别人，就不照照自己？黄省来说：我就是不照自己！我是从前拿的，现在不许拿！黄省来的特点是不光能干，而且能说。把歪理也能说直。黄六六气得脸色都变白了。后来争吵结束，黄六六非常气愤地对我说了一句：他那人在村里就是个刺头，人都叫他乱吡牙！那一回争吵，我们都在旁边，也都始终不吭声，是没法吭声。黄省来性格暴躁，从来没有被别人这样顶过，所以窝了一肚子火，吵完架就怒不可遏地直接去找了车间主任，把事情讲了一遍，又表示对我这个副组长不满意，说：咱那个副组长么，明明看见了瞎事，就是不吭气！后来车间主任碰见我，很认真地告诉我：黄省来对你有意见呢，以后要注意搞好团结。我哭笑不得，把事情的前因后果讲给车间主任听。他听完也笑了，摆手说：这事就到这。啥都不说，回去把活干好。由于那一回黄省来和黄六六吵得很凶，而我没有坚决地站在他那一边，所以他对我很有意见。我们五个人也对他的简单粗暴同样有意见。印象中最深的一次是他不在。派班员通知我们去卸水泥。平素我们组干活儿就很卖力，也经常受到表扬。但表扬大多是针对着黄省来的，而且差不多年年都把他评为先进。这一回他不在，我们没有任何人号召，就不约而同地憋了一口气儿，说离了他地球照样转，而且转得更快。大家都拼了命地抢着干活儿。当我们卸完水泥往回走时，正碰上派班员杨长水往卸煤机方向走，看见我们，杨长水很惊讶：你们去哪儿？那一回我们都很得意，很享受。这得意和享受是冲着黄省来的“专制”来的。我们出大力流大汗，心甘情愿。我们就是想让别人知道，离了你黄省来，我们不仅能干，而且干得更好！闹意见归闹意见，事情最终还是会恢复常态。我们还是在黄省来的领导下继续干活儿。随着生活流水般朝前走，那些小小不言的不愉快也就渐渐消失，连黄六六都和他一点儿一点儿恢复了邦交。有一回我和王宝兴闲下来又议论起那回拿麻绳的事情，王宝兴不懂什么叫“乱吡牙”，我就解释了一下，把王宝兴笑得直不起腰，“乱吡牙！乱吡牙！”地重复了七八遍。王宝兴是1971届的学生，没有下过乡，还带有孩子气。同样是装卸工，当时大家都不愿意在东站货场干。一个重要原因就是东站货场干的都是最脏最重的活儿。以卸水泥为例，一袋100斤。常常一个班要卸两到三个车的水泥。就算两个60吨的车，也有120吨的货要搬动。想想看，平均每个人要搬20吨。如果卸3个车，人均就要搬30吨。何况，还常有4个车5个车的时候。但是不管活儿有多重，相比之下，让我们无法承受的始终是环境的恶劣。记得有一年盛夏，我们去卸面煤。顾名思义，就是和面粉一样的细煤粉。令人匪夷所思的是，这些面煤竟然都装在闷盖车里。闷盖车的门被堵死了，我们只好从最上面的小窗口爬进去。由于车厢里空间很小，温度却奇高，我们每个人都脱得只穿一条裤头，拱腰拿着短把铁锨，一锨一锨地从小窗口里往外撂煤。经过高温烘烤，面煤早已干透，每挖一锨，立即“噗”地冒出一股煤尘，再加上撂向小窗口的面煤被风一吹，反扑回来。整个车厢里顿时弥漫得伸手不见五指——等终于卸完车时，我们个个都成了“黑人”，而且从头到脚都黑得犹如染了黑漆。偶尔咧嘴一笑，每个人的牙齿都白得耀眼；再就是眼珠一转时，每个人的眼仁也出奇地白。从前总爱用“水汪汪”来形容妙龄女性的眼睛。那回卸完煤，我们才体会到人的眼睛里确实是有水的。具体表现在，我们眼睛里都有黑灰凝成的丝丝缕缕的线条，这些线条像一只只细小的蝌蚪，在眼仁的“水”里浸泡和游曳。东站货场卸“爆炸煤”的时候并不多，多的是卸水泥。而且是日复一日，没完没了地卸。我在东站货场的那些年中，几乎每天都要卸水泥。水泥全都装在闷盖车里，虽然有袋子包装，但无论包装得多么好，还是满沾着粉尘。何况每次装卸，总有许多水泥袋是破损的，因此每次装卸都粉尘弥漫，常常隔一两米就看不清人。最严重的时候，几乎挨着干活儿都看不清。由于粉尘太严重，所以每次卸水泥我都戴上口罩。每逢这时，黄省来总是嘲弄我：看咱城市娃，整天戴个驴罩子，又没让你去拉磨！他总是不屑地回答：气都喘不利，还戴这，把人憋死呀！他说的是实情，越是干重活儿，越要大喘气，在这种情况下戴口罩，确实憋得人很难受！黄六六、高宝宝等人虽然也是农村出来的，但在我们的影响下，也时常会戴上口罩。黄省来看见他们戴口罩，也嘲笑他们。每逢这时，黄六六和高宝宝总有些不好意思。但我坚持鼓励他们：戴上！不听老黄的！至今记得很清楚，每次装卸完毕，我们的口罩上鼻孔和嘴巴呼吸处都是一团明显的黑灰垢。这不仅说明了粉尘的严重程度，也说明了粉尘多少被口罩阻隔了一些。只有时光又过去了十多年后，我才庆幸自己当初的坚持。次年，高考得以恢复。货场许多工友从此能够通过自己的努力来改变甚至重新选择人生道路了。身边许多装卸工友都通过自己的努力，陆续考上了大学。1979年7月，我也离开了东站货场，调到西安铁道报社工作。调离货场以后，我还是经常回宝鸡，也总是习惯性地去货场看看。由于货场是三班倒的工作，去后往往见不到自己熟悉的同班工友。于是去的频率就越来越低。不知不觉中，那段难忘的生活渐行渐远了。1990年，我突然听到消息，黄省来病了，病得不轻。我很惊讶，在我的印象中，他是那样强壮，那样充满活力，谁病了也轮不到他病呀？何况算下来，他还年轻，才刚进入50岁呀！那一年，单位委派于世宏陪着黄省来到西安铁路中心医院治病。我得到消息，急忙赶到医院去看他。于世宏也是我们的装卸工友，他告诉我，刚到医院时，排不上床位，只好住在走廊里，我去看他时，已经安排了床位，住进了病房。走进病房，我发现黄省来瘦多了，脸色没有了从前的红润。那天在病房里，我们相互说了些话。几年不见，我很想和他多说几句，毕竟我们在一起呆了7年。尽管7年中也有过不愉快，但那些不愉快实在是太小太小了，总体来说，我们相处得是好的。至少他从来没有和我吵过一回嘴，从来没有当面批评过我一次，从这一点来看，他对我是尊重的。就冲着这份起码的尊重，我都应当感谢他，关心他。何况我们是在艰苦的环境中一道走过来的同路人呢！我几次挑起话头，想和他多说几句。但是很可能他身体不舒服，也很可能是心里压力大，他竟头一次说话很少。并且说话的声调也是低沉的，再没有了从前的生龙活虎和叱咤风云。那天我们在一起坐了将近一个钟头，说话东一搭西一搭地没个准头。我内心里总有一个感觉，觉得他这个病和大量吸进粉尘有关，所以也就很想问他一句：老黄，还记不记得当初我总是劝你戴上口罩？你为什么总是不戴呢？后来我听说，黄省来感觉身体不舒服，去宝鸡铁路医院检查。检查结果是白血病。医生为了减轻他的心理负担，没有将真实病情告诉他，只让他转院再查再治，并且在转院的病历上专门用英文写的病名。黄省来拿着病历回到蔡家坡家中，约好了三天后和于世宏一道去西安铁路中心医院检查治疗。之所以约定三天后，是单位的主意。单位已经很清楚，他住进医院，恐怕就出不来了，所以专门给了他三天时间，让他和家里人说说话，聚一聚。殊料农村已经有不少懂得英文的人了，得知有病历，于是拿去看，一看是血癌，惊讶中也如实地把病情告诉了他。那回我去医院看他后，很快就去北京出差。1990年正是我人生中最忙的阶段之一。一边忙着手头的工作，一边心里想着什么时候再去看看他。听到他走了的消息，我没有惊讶，因为事先已经知道了他这个病的基本归宿。但是没有惊讶，不等于没有沉重。那天，我心里始终有一种莫名的悲怆，也始终有一种难言的压抑。我脑子里总是盘旋着他当初的模样。他是那么的强壮，那么的有力量。连说话都粗声大气，在透露出一种蛮不讲理的同时，也有一种令人赞叹的威严。如今，他怎么会在别人还生龙活虎的时候，自己先早早地衰竭了呢？生活的脚步一直在朝前迈动，转眼又是20多年过去。这20多年中，我时常会想起当初货场的生活，也时常会想起他笑嗬嗬地嘲弄我说：看咱城市娃，整天戴个驴罩子，又没让你去拉磨！而我也总想问一下他：老黄你为什么就这么固执呀！你为什么就总也不戴口罩呢？莫伸专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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